在八旗制度之中，内务府包衣属于皇帝私人的奴才，而奴才与主子之间的通信也可以被视为皇帝的家信。
事实上，李煦最初十余年来的密折之中，都是关于雨水、收成、物价等当地的琐事，并无机密性可言。
但在密折之上，康熙皇帝还是用朱砂笔作了批语，叮嘱李煦奏折之事不可让他人知道。
他明白康熙皇帝之所以大搞奏折制度，主要是因为对地方官员和朝中汉族大臣还不是很放心。
如此一来，康熙皇帝可以通过奏折制度让一些心腹大臣在地方上监视地方的动向，监视地方上士大夫的活动，监视其他的官员。
“公元1722年，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立刻下令，将有权进呈奏折的官员品级扩大到五品。”
“京内外官员，无论官职大小，只要得到皇帝的宠幸和特许，即使是微末之员，甚至寺庙的住持和尚，可以上奏折言事。”
“在故宫之中，军机处是为数不多的向公众开放的展馆之一，出的藏品中便有雍正皇帝命令宫中的能工巧匠特制的专门放置奏折的匣子。”
“为了保证奏折在传递过程中不被泄露，匣子上的小锁只有两把钥匙。”
“一把分发给得到皇帝特许上折奏事的官员，另一把则由皇帝自己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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