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起,妈妈的世界里,只剩下医院。
她每天天不亮就去,深夜才拖着一身消毒水的味道回来。
家属院里那种无孔不入的同情目光,被她用一种更胜以往的冷漠和礼貌,不动声色地挡了回去。
妈妈带回了外公的消息,和一张写着诊断和预估费用的单子。
我看不懂上面那些复杂的医学名词,只看到了最后那个数字:两万。
妈妈把家里那个红色的、印着“储蓄光荣”字样的存折拿了出来,那是她所有的积蓄,是一分一毛地从牙缝里省下来的。
她把存折递给我,让我看。
我看到上面最后的结余,是一千三百二十六块五毛。
“晨晨,你在看,”她用手指着那个数字,语气平静得像在教我算术,“这个数,比那个数,少了一个零还不止。”
第二天,她取光了存折里所有的钱,连同家里一个铁皮饼干盒里所有的零钱,凑了一千四百块,交到了医院的收费处。
换回来一张薄薄的收据,和一句冷冰冰的“尽快补齐后续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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