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后的第一个清晨，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病房的白墙上切出锐利的光带。
我靠在床头，看着母亲沉默地收拾着洗漱用品和剩下的水果。
她的动作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眼神里是尚未散尽的余悸和一种近乎虔诚的庆幸。
额角的纱布已经拆掉，换上了一小块更隐蔽的透气敷料，头发长了些，刚好能盖住。
肋骨处的固定带还在，动作稍大些，便会传来闷钝的痛楚，像身体内部某个部件生了锈，每一次运转都带着滞涩的摩擦感。
“真不再多住两天？”母亲叠好一件毛衣，低声问，手里动作没停。
“不了，”我看着窗外开始泛绿的香樟树梢，“落下的课太多了。”
这是实话，但并非全部。
我更想逃离的，是这间充满消毒水气味、时刻提醒我那段不堪与暴力的房间，是母亲眼中挥之不去的忧虑，也是……那晚之后，心里某种悬而未决的、混杂着痛楚与异样温热的情绪。
我需要回到那个有粉笔灰、有课桌、有试卷油墨味的“正常”世界里去，用它的秩序和喧嚣，来覆盖脑海中那些混乱的画面——光头男狰狞的脸，木棍破空的风声，还有杨俞撕心裂肺的尖叫，和她紧握着我手时，冰凉的、微微颤抖的指尖。
母亲没再坚持，只是叹了口气，将最后一件衣服塞进背包，拉链的声音在寂静的病房里格外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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