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0月24日，星期二，我正手忙脚乱地准备赶去上课，一边试图咽下当作早餐的那片凉披萨，这时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一口冷咖啡将披萨冲了下去，我极不情愿地拿起听筒，同时费劲地穿着外套。
“喂？”我心里还有些许希望是詹妮弗打来的，尽管我知道不可能是她。
“皮特？”是爸爸的声音，但他听起来好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似的。
“早啊，爸。”我在桌上的文件里翻找着钥匙。爸爸很少给我打电话。“怎么了？”
“早上好，儿子。”他似乎在艰难地说着这句例行的问候语。“你现在有空吗？”
“不太有空啊。”我看看杂物抽屉，又翻翻用来放各种东西唯独不放餐具的橱柜。
“我上课都要迟到了。是有重要的事吗，还是我可以晚点再给你回电话？”
“你午饭时间有空吗？”爸爸问道，他的声音里透着一种少见的哀求意味，“或许你可以过来一下？你妈妈在做千层面呢。我们真的得和你谈谈。”
我完全不知道爸爸妈妈要和我谈什么，而且还等不到我下次去用他们的洗衣机和烘干机的时候再说。
不过，一想到能吃到除了麦当劳或者披萨之外的东西，那感觉就像天赐美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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