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别提她总是一副愁苦样地抱怨“候鸟”（短租的大学生）吃得太多，绞尽脑汁地从边角刮油的吝啬作风也不支持她的身心匹配她的真实年纪。
珍妮读过不知谁译的《高老头》，觉得这位圣-日内维斯街的包租婆与还在乡下研究酒桶的葛朗台适配极了。不过这种突然冒出的拉郎念头很快就被原著的设定打消得一干二净——伏盖太太只是想省自己的钱，然后用别人的钱来撑起自己的贵妇生涯。没记错的话，葛朗台的原始金里就有他岳母以及妻子外公的遗产，结果这没良心的吝啬鬼在妻子病时还不愿给可怜的女人请个医生。
伏盖太太若是真与葛朗台成了一对，估计她这小公寓的所有权就保不住了。
珍妮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评价，只是询问她住哪间？
“公寓的二楼、三楼，以及四楼的大房间都属于客房。”伏盖太太领着珍妮穿过客厅，上了在后厨与餐厅间的楼梯道：“四楼的大房间被军需官的遗孀包到去世，三楼只住了一个退休前吃公家饭的老人。”
伏盖太太没有在二楼停下：“我不喜欢那些那群吃了太多面包的候鸟，但是他们确实是有省心之处。”
说到这儿的伏盖太太表情一冷，显然想到某些旧事。
“你住这间。”她打开了右走廊的一扇房门。
三楼的房间每月要花七十二法郎，这还不算每月三十的最低餐费。
珍妮按照二十五法郎等于一英镑的汇率算了下巴黎的物价。嗯！每月只需三英镑就可以在这拉丁区的边缘住上次等客房，比每年只用六英镑的伦敦东区贵了不止一星半点，即使是拿中等地段的索荷区与之相比，性价比也低得令人不忍直视——因为能在伦敦住进一家的开销搁在巴黎只能住进单身公寓。
唯一能让囊中羞涩的珍妮感到安慰的是两地的日用品价格相仿，工资也不差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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